大元的國祚很短，五世而斬。明代繼起，出于對倭寇海盜的恐懼，朝廷實行嚴厲的海禁，禁止二桅以上的船只出海，凡私下與海外互市、販賣番貨者，一律嚴懲不貸。這時世界已經(jīng)開啟了大航海時代，而中國則表現(xiàn)出對世界越來越嚴重的猜疑心，似乎九州之外，都是龍荒蠻甸之地，近之則不遜，遠之則怨，所以只允許他們?nèi)舾赡瓿曇淮危t賜予金帛珠玉，以示施恩布德。鄭和七下西洋，算是代表朝廷去窮親戚家慰問一下，沒有令中國更加開放，恰恰相反，鄭和去世后，中國便全面結(jié)束了對海外的探險活動，關(guān)閉國門。

朝廷在廣州、泉州和寧波分設(shè)三個市舶提舉司，管理“四夷朝貢”，這是代表朝廷施恩布德的機構(gòu)。只準朝貢國的貢船進港，非朝貢國的商船，統(tǒng)統(tǒng)拒之門外。在市舶司之外，朝廷又另委派一名太監(jiān)到廣州，作為皇帝的私人代表，提督市舶司，設(shè)立“提督市舶衙門”（又稱市舶公館）。市舶提舉和市舶提督并駕齊驅(qū)，互相監(jiān)視，互相牽制。但太監(jiān)的實際權(quán)力，在提舉之上。

即使對朝貢貿(mào)易，也有諸多限制。官府指定由家底殷實的人充當官牙，代理市舶司管理朝貢貿(mào)易。哪家牙行接引哪個國家的貢船，都由官府規(guī)定好，不能隨便過界。牙行從官府領(lǐng)取印信文簿，上面注明客商船戶的住貫、姓名、路引字號、貨物數(shù)量，官府每月都要查驗一次。牙行的主要職責(zé)是：番舶抵岸后，上船驗貨，代為報官；市舶司對番貨征稅后，估值定價，介紹買賣；管理番貨市場的各種事務(wù)。

明代海禁時期，廣東市舶司主要負責(zé)來自暹羅、占城（在今越南中南部）和西洋的貢船。朝廷規(guī)定，安南、占城、高麗、真臘、爪哇等國三年一貢，琉球兩年一貢，暹羅六年一貢，日本十年一貢。每次船不能超過三艘，每艘船上人不能超過兩百（后來放寬到三百）。嘉靖年間，福建、浙江兩個市舶司被撤，只留下廣東市舶司，廣州再次成為海上絲路的唯一進出口岸。市舶司在廣州城西建有懷遠驛，專門接待貢使。朝貢的物品，不用運上京城的，都在這里抽分，然后交由牙行招商發(fā)賣。

這些牙行利用壟斷地位，千方百計，牟取更大的利益。往往在船還沒開始驗貨時，就先和船主私下交易，把最值錢的貨品買走，“或去一半或去六七。而后牙人以貨報官?！泵魅藝缽暮喸凇妒庥蛑茏射洝分姓f，“則其所存以為官市者，又幾何哉！”于是，朝廷在1556年（嘉靖三十五年），對官牙制度實行改革，開放給更多民間商人加入。同時建立客綱和客紀，前者是牙行的主事，后者是牙行的經(jīng)紀。

這些牙人，本身也是商人。明人黃佐的《廣東通志》說：客綱、客紀，都是“以廣人及徽、泉等商人為之”。1962年，一份題為《1500年至1630年在印尼群島的亞洲貿(mào)易和歐洲影響》的西方文獻，記述這些牙人的角色：“當（外國）帆船到達后，通知于廣東的地方官。廣東的評價者（牙行）就來估價貨物，然而他們是和中國批發(fā)商人一起評價貨物價格的?！蔽墨I判斷：“評價者或本身就是商人，或為商人的聯(lián)手。顯然，他們是為自身利益以及政府的利益而活動?！?/span>

這就是明代掌控外貿(mào)市場的“三十六行”，有時也稱作十三行。具有半官半商，內(nèi)外通吃的屬性。法國耶穌會士裴化行（H.Bernard）的《天主教16世紀在華傳教志》便寫道：“商業(yè)的利源，是被原屬廣州、徽州、泉州三處的十三家商號壟斷著。”屈大均在《廣東新語》中有一首著名的《廣州竹枝詞》云：“洋船爭出是官商，十字門開向二洋。五絲八絲廣緞好，銀錢堆滿十三行?！?/span>

很多人根據(jù)《廣東新語》成書于康熙年間，認為屈大均這首詩是描寫清代十三行，近代學(xué)者梁嘉彬的《廣東十三行考》在引用了這首詩后，亦指其背景“大抵康熙粵海設(shè)關(guān)時，亦正十三行之復(fù)興時也”。其實不然。從屈氏書中行文可以推測，這首竹枝詞，乃屈氏引用自己的舊作，而非專為《廣東新語》而寫。

屈氏生活的清代前期，南方反清復(fù)明抗爭，此起彼伏，朝廷實行禁海與遷界，海外貿(mào)易奄奄一息，早已不復(fù)“洋船爭出”的盛況，廣州更是滿目蕭條，屈氏在緬懷昔日“番夷輻輳”的繁榮時，嘗作“今皆不可問矣，噫嘻”之嘆，可見他寫作時，乃“寸板片帆不許下?！钡臅r代，所謂“銀錢堆滿十三行”，不過是白頭宮女閑話天寶舊事。單憑“今皆不可問矣，噫嘻”這一聲發(fā)自南明遺民的哀嘆，已可斷定，屈氏說的是明代事情，而絕非清代。

自明代官牙的作用，越來越大，從代官家驗貨、定價、征關(guān)稅，到發(fā)賣舶貨，一條龍服務(wù)，而市舶司的權(quán)力，則逐步分解，功能日見萎縮，雙方呈此消彼長的態(tài)勢。牙行實際上成了行之數(shù)百年的市舶司制度的掘墓人。

1567年（隆慶元年）之后六年間，越來越多私商不避刑辟，加入到海貿(mào)行列，不斷沖擊朝廷的海禁政策。據(jù)清代旅行家、航海家謝清高在《海錄》一書中所記，當時“廣州幾壟斷南海之航線，西洋海舶常泊廣州”。許多非朝貢商船，也打著朝貢旗號，蜂擁而來，珠江水面上，舳艫相接，十里連檣。

16世紀，西方世界迎來了一個覺醒與擴張的時代。以葡萄牙、西班牙為代表的海洋強國，在歐洲迅速崛起，并向東方展開兇猛的殖民擴張；而英國、法國等后起之秀，亦已蓄勢待發(fā)。葡萄牙人在取得了非洲摩洛哥西岸和塞索格爾河口以后，沿非洲西岸南進，到達非洲南端的海角，命名為“好望角”。從歐洲繞過非洲通往印度的海上航道終于打通了。

葡萄牙是地理大發(fā)現(xiàn)時代的先驅(qū)之一。1510年，葡萄牙攻占了印度的果阿，把它變成殖民地。這里也成了中國瓷器以及仿造中國瓷器的產(chǎn)品轉(zhuǎn)口歐洲的重要基地，大量魚目混珠的“中國瓷器”，堆山積海，充斥果阿市面，以至于在當?shù)爻霈F(xiàn)了一個全新的行業(yè)：專門把中國瓷盤碎片裝上框邊，加工成裝飾工藝品。

中國瓷器從南宋時開始為歐洲所見識，但一直是由私人零星攜入，或由其他地區(qū)輾轉(zhuǎn)購進，為數(shù)寥寥，但對歐洲的影響，已隱然可見。很多研究者都發(fā)現(xiàn)，在15世紀西班牙瓦倫西亞制作的花瓶，便有明顯仿造中國產(chǎn)品的痕跡。在意大利馬約里加制作的陶器，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明代瓷器風(fēng)格的圖案，比如藍色枝蔓、波浪紋、荷花、翠鳥、鴨子、蘆葦和棕櫚葉。研究者干脆把荷花、蓮花一類圖案，稱之為“瓷器花”。棕櫚樹在中國的工藝品里并不常見，但它卻成為17、18世紀在歐洲吹起的“中國風(fēng)”里，反復(fù)被瓷器、掛毯、壁紙、繪畫所采用的中國符號之一。

1511年葡萄牙攻占了香料主要的市場滿剌加（馬六甲），殖民主義者的航海羅盤，開始指向中國了。1513年（正德八年），葡萄牙船首次出現(xiàn)在廣東的海岸。第一位留下姓名的葡萄牙商人是豪爾赫·阿爾瓦雷斯（Jorge Alvarez）,他從1914年（正德九年）開始在中國采購?fù)┯停D(zhuǎn)售到歐洲。1517年（正德十二年），葡萄牙首次派使團訪問中國，謀求與大明建立貿(mào)易關(guān)系。他們船只在廣州城下鳴放禮炮，引起廣州官府的驚疑，認為這些“狒狼機”人，居心叵測。這個使團在京待了大半年，備受冷遇，正德帝歸天后，皇太后懿旨，禁止佛郎機入貢。葡萄牙使團返回廣州后，被官府關(guān)進監(jiān)牢，理由之一，是葡萄牙人在廣東“烹食嬰兒，擄掠男婦，設(shè)棚自固，火銃橫行”。

廣東按察使汪鋐率領(lǐng)明軍大舉出兵屯門，以武力驅(qū)逐葡萄牙人。這是中國第一次與歐洲國家開戰(zhàn)。海戰(zhàn)持續(xù)了三個月，明軍先敗后勝，把葡萄牙人全部趕走。但后來葡萄牙人借著協(xié)助中國剿滅海盜，又卷土重來，1556年（嘉靖三十五年）前后，登陸澳門，修筑永久性的住房，把這里作為他們的長期據(jù)點經(jīng)營。

當葡萄牙在澳門取得了一個小小的貿(mào)易點后，便與走私客互相勾結(jié)，從里斯本運來毛織物、玻璃精制品、鐘表、葡萄酒等貨物，在愛琴換取香料和寶石，在馬六甲換取香料與白檀，然后用這些物品在澳門換取絲織品、黃金，轉(zhuǎn)往日本再換取小麥、漆器、船材等。16世紀中葉，葡萄牙每年從中國進口5300箱精制絲綢，每箱有250匹各色絲綢，以及不計其數(shù)的瓷器、漆器、壁畫等工藝品。但自從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兼并之后，英國與荷蘭要進入里斯本的市場，變得障礙重重，迫使它們要開辟與東方直接貿(mào)易的渠道。

1592年，英國人在一艘被他們擄去的葡萄牙商船上，獲得了大批精美的中國手工藝品，還有一本澳門兩年前出版的有關(guān)東方國家的書。書中形容中國是東方最富饒的國家，擁有豐富的金銀和其他金屬；男人耕田種稻，女人養(yǎng)蠶繅絲；皇帝和皇后每年春天都舉行推犁采桑的“耕田禮”，以鼓勵農(nóng)桑；中國瓷器分為三等，甚得葡萄牙人所貴重，并銷往世界各地；中國城市里的店鋪鱗次櫛比，工匠多如牛毛，刺繡與花炮技術(shù)一流；中國人重視文學(xué)；實行科舉考試，有秀才、舉人、進士各種名目。書中田園詩般的描述，使得英國人對中國產(chǎn)生了無窮的遐想。

1575年（萬歷三年），西班牙人首航廣東，要求通商，官府以禁海為由，嚴詞拒絕。西班牙人便在馬尼拉建立與中國間接貿(mào)易的據(jù)點，由葡萄牙人把中國貨運到馬尼拉，再由西班牙人轉(zhuǎn)運到美洲。西班牙兼并葡萄牙后，計劃派遣一個使團訪問中國，打開中國之門。修道士門多薩（J. G.de Mendoza）被委任為團長。但最終未能成行，門多薩根據(jù)各種資料，撰寫了《中華大帝國史》一書。1585年付梓以后，迅速翻譯成拉丁文、意大利文、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葡萄牙文和荷蘭文七種文字，在歐洲廣為傳播。

這是一部百科全書式介紹中國的巨著，內(nèi)容涉及中國的疆域、地理、氣候、土壤分類、行政區(qū)域建制、宗教信仰、貢賦、差役、軍隊、戰(zhàn)爭、法律、科技、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情況。在記述中國的工藝美術(shù)時，門多薩以優(yōu)美的筆觸寫道：中國出產(chǎn)的手工藝品極為精致，1582年西班牙國王喜獲中國床單，織法之巧妙，令菲利普二世驚嘆不止，很多西班牙能工巧匠都來觀賞、借鑒；瓷器很便宜，最精致的瓷器是貢品，薄如玻璃；中國人普遍都穿絲綢服裝，市場上的天鵝絨、絲綢和布匹價格如此之低，足以令使那些熟知西班牙和意大利紡織品價格的人大吃一驚。（待續(xù)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