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在1980年代的人，大概很少有人沒看過《花城》雜志，當時它被視為思想解放、文藝春天的象征，有人把它與《收獲》《十月》《當代》并稱為中國文學(xué)雜志的“四大名旦”。好事者甚至把花旦、刀馬旦、老旦、青衣之類的名頭，分配給四大雜志，《花城》被封為花旦。 那么，《花城》雜志是怎么誕生呢？ 1978年秋天，一場臺風(fēng)從廣東掠過。臺風(fēng)過后不久，高鶴縣沙坪鎮(zhèn)的縣政府招待所來了一群廣州客人，他們是廣東人民出版社的編輯：岑桑、蘇晨、易征、王曼、林振名等人。他們聚在一起，為了討論一部書稿，書名叫《醒來吧，弟弟》，從已發(fā)表在報刊的傷痕文學(xué)作品中，精心挑選出18篇短篇小說，編成一本小說集。第一篇就是劉心武的《班主任》，還有他的《醒來吧，弟弟》《愛情的位置》、盧新華的《傷痕》、陸文夫的《獻身》、王蒙的《最寶貴的》和孔捷生的《姻緣》等。在沙坪忙了一個星期，編輯工作告一段落。
這本書在1978年12月正式出版，一開機就印了20萬冊。十分有趣的是，它以一篇《人民日報》評論員文章《努力寫好革命人民同林彪、“四人幫”的斗爭》為前言，把那些傷痕文學(xué)作品，稱作是“保衛(wèi)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”，而不是“否定文化大革命”，反映出編輯們謹小慎微的心態(tài)，大概覺得《人民日報》的大旗，可以為他們保駕護航。
審編稿件之余，編輯們在招待所外散步聊天。蘇晨、易征、王曼都當過兵。蘇晨是遼寧本溪人，第四野戰(zhàn)軍的政治部干事、營政治教導(dǎo)員和報紙副總編輯，時任廣東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，篆刻大師錢君匋曾為他刻過一方“遼東老兵蘇晨”的名章。易征是湖南漢壽人，“三湘才子”易君左的哲嗣，漢壽易家，三代都是大才子，易征是第四代，幼承家學(xué)，富有才識，1949年加入解放軍，歷任文書、記者、編輯；王曼是廣東海豐人，東江縱隊出身，在華東野戰(zhàn)軍兩廣縱隊當過文工團分隊長、團宣傳干事和新華社兩廣支社隨軍記者。
他們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，正是春秋鼎盛、風(fēng)華正茂的年齡，卻因“文革”虛耗了十年時光。頂著“漢壽易家”光環(huán)的易征，現(xiàn)在每天的工作，就是編一套“廣東民兵革命斗爭故事”連環(huán)畫，內(nèi)心的苦悶，可想而知。在一次散步時，易征向林振名訴苦，這日子太無聊、太沉悶了，渴望有點新東西出現(xiàn)。
林振名是廣東潮州人，曾經(jīng)是廣東哲學(xué)社會科學(xué)學(xué)會聯(lián)合會的青年才俊，“文革”風(fēng)暴一來，聯(lián)合會機構(gòu)被撤銷，他卷著鋪蓋下放到廣東省宣傳戰(zhàn)線五七干校（在英德縣的黃陂，俗稱“黃陂干?！保?，接受勞動改造，和出版社的人同吃同住同勞動。1971年發(fā)生九一三事件后，廣東人民出版社恢復(fù)運作，林振名與岑桑一起調(diào)入文藝室。他何嘗不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？但可以做些什么呢？
北京出版社的《十月》創(chuàng)刊，是一個刺激。當時廣東最有影響的文學(xué)雜志，是《作品》和《廣州文藝》，前者是省作協(xié)的，后者是市文聯(lián)的，出版社沒份，未免讓人感到失落，在編《醒來吧，弟弟》一書時，這種情緒更強烈了。書里的作品，都是別人報刊發(fā)表過的作品，出版社有作者資源，有編輯資源，為什么不能辦一本自己的文學(xué)期刊？
這個念頭一蹦出來，有如電光火石，“是的，出版社應(yīng)該有一本大型的、大氣的文學(xué)期刊?！币渍髅摽诙?。林振名停住了，兩人四目相對，好像無意中按下了某個開關(guān)，許多以前還是模模糊糊、零碎雜亂的想法，一下子全被激活了，變得清晰與完整：辦一份全國一流的大型文學(xué)期刊！長期憋在心里的苦悶，被突如其來的想法一掃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在胸中怦怦作響、躍躍欲試的亢奮。
易征、林振名馬上去找岑桑商量。岑桑是廣東順德人，出版社文藝編輯室主任，1960年他出版了散文集《當你還是一朵花》，從此他的名字，便與“一朵花”綁在一起了，無論什么時候，人們只要說起岑桑，都不免要提到他是“一朵花”。聽了易征與林振名的想法后，岑桑也興奮起來了，三個人一起去找蘇晨商量。
蘇晨把所有人召集一起，進行認真討論，這個想法同樣在大家心里激起了興奮。但他們也有一點擔(dān)心：申請辦刊，必須上報備案，審批程序復(fù)雜而緩慢，還要申請編制，更是困難重重。在這個漫長過程中，難保不會在某個環(huán)節(jié)，遇上某位領(lǐng)導(dǎo)干預(yù)，哪怕提一些雞毛蒜皮的異議，也可能令雜志卡殼，給出版局領(lǐng)導(dǎo)惹麻煩。北京的《十月》，是以“十月文藝叢刊”名義出版的，名義上是書，其實是刊。這個辦法挺好。
最后商定，在編輯室權(quán)限之內(nèi)，從可以做到的范圍起步，效法《十月》，以叢書形式出版，以書代刊，先是每三個月出一冊。如果讀者歡迎、條件許可，再逐步過渡到雙月期刊。岑桑指定易征、林振名做責(zé)任編輯，開始著手籌備。
那天開完會，大家都跑到招待所外面，黃昏已快到來，清寒的風(fēng)，吹過阡陌田垅，吹過丘陵山影，吹過沙坪河與龍口河兩岸，吹在每個人的臉上，令人精神一振。遠遠望去，最后一束殘陽，從西邊斜斜投射在河水之上，幾條小船蕩槳而過，消失在河道彎處，留下了一片漣漪。天地如此恬靜、安詳。
編輯們從沙坪回到了在大沙頭四馬路10號的出版社后，要辦花城叢刊的事，在文藝室傳開了。大家都十分熱心，紛紛出主意、薦稿件。迎接孩子的降生，要給孩子起個好名字。秦牧有一本書叫《花城》，早已家喻戶曉，甚至成了廣州的代稱。“就叫‘花城文藝叢刊’吧！”大家不約而同說。沒有任何爭議，也不用再想別的了，就是它了。因為用了秦牧的作品標題，易征和林振名專程拜訪秦牧，征求他的意見，秦牧慨然允肯，岑桑為此還打電話向他致謝。
盡管那是人人都在做文學(xué)夢的年代，編輯部每天都收到來稿堆積成山，但叢刊第一冊還是以名家作品為主，第一篇是桑逢康（筆名華夏）的中篇小說《被囚的普羅米修斯》，接著是歐陽山、吳有恒兩位廣東老作家的長篇小說選載，還有若干短篇小說、散文、電影文學(xué)和詩歌作品，并專門開辟了“香港通訊”“海外風(fēng)信”和“外國文學(xué)”欄目。
很快，第一冊的稿件，便整整齊齊送到岑桑、蘇晨的案頭，他們也很快便簽名發(fā)稿，林振名、易征馬上動手排版。文藝室的陳俊年、曾定夷加入幫忙。整個過程，環(huán)環(huán)緊扣。陳俊年回憶：“《花城》的一、二、三集，都是在易征家里排版的。”他們請了林墉、伍啟中、陳衍寧、方楚雄等一批畫家畫插圖。第一冊版面的最大特色，是目錄采用套色、豎排，讓人眼前一亮，這是易征從香港學(xué)來的，內(nèi)地還沒有。
《花城》創(chuàng)刊號
當排版告一段落時，1979年的初春已經(jīng)來了。
這天下班以后，省新聞出版事業(yè)管理局局長黃文俞來到文藝室，讓林振名幫他理個發(fā)。林振名在干校時就幫人理發(fā)，手藝不錯，回到出版社后，也常幫人理發(fā)，辦公室里長期放著一套推剪。黃文俞是廣東番禺人，以“思想解放”著稱，威望很高，廣東新聞界、出版界的老一輩，對他甚至有點崇拜。
這次黃文俞讓林振名理發(fā)，是想了解“花城叢刊”的事情。林振名一邊替他理發(fā)，一邊把沙坪討論辦《花城》的起因、過程，大家的顧慮、思考、共識和最后決定，和盤托出。林振名解釋，我們這樣做沒有違規(guī)，不馬上申請辦刊，是怕給領(lǐng)導(dǎo)惹麻煩，萬一叢刊出事，責(zé)任可以自己扛。他補充說：“我們確信可以辦好叢刊，不會違規(guī)，也不會出事。”其實，這個保票誰也不敢打，在第一集里的《被囚的普羅米修斯》，就是一篇風(fēng)險極高的作品，因為它直接描寫了1976年的“四·五”事件。
黃文俞聽了，什么也沒說，理完發(fā)后，拍打著身上的落發(fā)，囑咐林振名，等清樣出來以后，送一份給他看看。林振名連聲答應(yīng)。黃文俞起身告辭，臨出門時，回頭微微一笑說：“想繞過我是繞不過的?！钡诙煲簧习?，林振名便把這事告訴了蘇晨、易征，讓出版科多打一份清樣，送到出版局給黃文俞審閱。但直到稿子付印，黃文俞那兒也沒有任何回音。林振名后來說：“自此之后，我們留意到他時時關(guān)注花城叢刊，在《花城》遇到一些風(fēng)雨時，他總是擋風(fēng)遮雨，我們心存感激！”
就這樣，1979年4月，“花城文藝叢刊”第一冊面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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